對未來的爭論

聖經中的預言一向備受人們爭議,有時這只是神學權威之間的討論,但大部份卻是一些缺乏裝備士兵之間的爭戰。他們往往不能認清目標,以致無法準確出擊。這等爭辯通常在一種盲目擁戴的情緒中進行,盲目遵從的心蓋過了客觀探究聖經的精神,猶太人福音工作就在戰雲密怖之處,飽受戰火的傷害。

神學的爭拗有一個特別傾向,就是駁斥一些根本不是對方所持的意見。舉例說,有人相信當耶穌回到地上,所有猶太人便會突然奇蹟地認罪回轉,懊悔從前不認衪為彌賽亞,不信祂是以色列的王。反對這些意見的人,於是據此反駁說:「這麼,你認為今天在猶太人當中工作的宣教士是枉費精神了。」

又有一些人認為以色列人的應許地位現在已被教會取代了。根據這個邏輯,持相反意見的人會堅持說:「那麼,你認為神已棄絶了猶太人,以色列再不能期望有甚麼靈性復興了。」

結果,普遍來說,猶太人福音工作的理念受到了嚴重損害。有些基督徒選擇保守路線,寧可被人定型,一舉一動都循著既有的模式。綜觀持上面兩類觀點的人,一類人對福音失去信心,另一類人則對猶太人漠不關心。

倚仗邏輯的力量來壓倒別人,將對手迫至無處容身,這種手段或者能滿足以學識欺人的虛榮心。不過,這些神學攻擊無論對教會的屬靈增長,或是對外的福音工作都毫無幫助。基督徒也無須否定辯道的意義,也不用放棄信仰的根據,卻要避免無謂的惡性爭論。

忠於聖經的教導,意味著我們不須受屬世邏輯支配,幸而大部份福音派的人順著心性過於邏輯 ,他們鮮會否定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重要性。很多人更相信神將來會給以色列一個使命。即使教條派的領䄂怎樣努力,也壓制不了這些意見。

事實上,主要的福音派解經家對於猶太人的將來有頗一致的看法。只要我們花幾小時閱讀「前千禧年」、「無千禧年」和「後千禧年」的代表作,便可以總結:猶太人現在需要福音,將來有一天,主會復興以色列的屬靈生命。我們試越過神學家的教導,看看這些預言怎樣成為猶太人福音工作的推動力。

對預言興趣的重燃
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跟以色列福音差會的中心思想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是次運動促成了差會的前身–「英國推動猶太人福音工作差會」(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Jews)的成立。當時,蘇格蘭教會派出四位教士,調查那裏是最適合實踐福音使命的工埸。他們其中兩位是前千禧年派,分別是包安祖(Andrew Bonar)和麥羅拔(Robert M’Cheyne);另外兩位,簡尼夫(Alexander Keith)和白克(Alexander Black)則屬後千禧年派。

當時,人們對解釋聖經預言重新發生興趣,有關千禧年的時間和性質的討論尤其熱烈。這個熱潮對蘇格蘭教會的福音承諾有深遠的影響。其中,出現了一位傳奇人物艾榮(Edward Irving)。他對當時的爭論有非常大的影響。他突然冒起,正值全盛時期卻又英年早逝。他在1834年去世,死時只有42歲。當時麥羅拔仍是神學生,對艾榮非常敬佩。他在日記中記載了他的死,稱他為「一個聖潔的人,縱使他也有謬誤之處」。

包安祖跟他的弟弟荷拉斯(Horatius)也傾向前千禧年的觀點。在1820年間,蘇格蘭的幾次集會中,艾榮在早上舉行了好些關於預言的演講。就在其中一次根據馬太福音廿四章的演講中,包安祖接納了基督千禧年前再來的觀點。多年後,他仍記得「那一章經文如何確立我在這方面的立場。我完全不相信基督會千禧年後才從天上再來」。

藉著1840年間鄧勤(John Duncan) 在布達佩斯的宣教工作,沙非亞(Adolph Saphir)成為其中一位早期相信耶穌的猶太人。沙非亞被按立為愛爾蘭長老教會的教士。他跟前人包安祖兄弟一樣,亳無困難地融合了前千禧年的觀點和受按立時對西敏士信條的承諾。

有一些學派不能接受這個新的取向,眨斥那些支持者為「福音派的嬰孩」。其他人,包括「拉比」鄧勤,則樂於看見人們重新對基督再來發生興趣。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卻頗為模糊。他曾告訴一位提問者: 「我並不提倡前或後千禧年。我願意接納前千禧年支持者的論點,只要他們不排斥五旬節的差遣。你能否告訴我有甚麼體系可以將以西結書的殿與希伯來書連繫起來?」在離開以前,他又補充說:「現在,要小心留意,再不能有甚麼被殺的獸。」

一般人大致相信猶太人的復興包括了回到應許地及重拾猶太教的傳統與原則,並透過相信耶穌來確認神的應許。這個均衡的教義論點意味著支持鍚安運動跟支持宣教活動沒有矛盾。事實上,英國的鍚安運動支持者高帕(Ashley Cooper, Lord Shaftesbury)正是「倫敦推動猶太人福音工作差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 的主席。

無千禧年論的復興
本世紀出現了另一派千禧年的學說,支持者認為千禧年有深厚的淵源,其間的代表人物包括奧古斯丁及著名改革家加爾文等。很多人把無千禧年思想與悲觀歷史論相提並論 —未來的景象是教會衰微,人們蔑視神,而神在照顧普世時也無暇特別顧及以色列人。

這種悲觀論調肯定跟奧古斯丁相信神的聖城得勝,或加爾文認為神的國度穩固大相逕庭。今天,許多無千禧年派的領導人物深信以色列國會再度興起,也認為猶太人福音工作極其重要。無千禧年派中有兩位重要發言人,一位是巴域克(J. H. Bavinck),他是阿姆斯特丹公開大學宣教糸教授。另一位是雷德(Dr. Richard De Ridder),是加爾文聖經學院宣教系客席教授。他們兩人都是熱心的福音工作者,曾經寫過一些文章講及以色列的重要性、還未應驗的預言、及猶太人福音工作。論到以色列國的應許早已全部成就,雷德斥之為「非常幼稚」的觀點。他不相信新舊約裏關於以色列的每個應許,每個預言已經在耶穌第一次到世上時全數成就(錄自 How Does One’s Theological Position Affect One’s Attitude Toward Jewish Evangelism? From the Viewpoint of an A- Millennialist)。而在一本關於以色列和猶太人福音工作的小冊子中 (My heart’s desire for Israel),他清楚解答了好些懷疑猶太人福音工作重要性的疑問。

在1960寫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issions,巴域克呼籲人們要因預言的緣故,對中東的發展持開放態度。抱著這個立場,他表示「無數猶太人已歸回今天的以色列地,凡此種種正提醒我們那些古老的預言。因此,我們很難斷定神對以色列的應許是否已經全然成就了。」至於他的結論?「我們唯一的態度是存敬畏謙卑的心等候,看看神要在這歷史上模糊不清的一刻作些甚麼」。而當我們仍在等候時?「向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地的人,傳福音是非常重要的……」

幾年後,另一位深信以色列靈性會復興的無千禧年論者,鍾馬田(Dr. Martin Lloyd-Jones),認為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佔領耶路撒冷城,是結束了路加福音廿一24所說的「外邦人的日期」。簡單來說,他相信神仍在當代歷史中動工,在我們身處的今天使預言成就。跟他一樣,以無千禧角度寫了The Momentous Event 一書的基里亞 (W.J. Grier),估計基督再來的其中一個記號是猶太人的回轉。他否定將來會有一個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國度,卻贊同禾斯(Geshardus Vos)的觀點說「以色列國將要全體回轉」。

我仍然清楚,記得有一次跟基里亞在貝爾發斯特皇家維多利亞醫院停車場散步。當時我將他在書中表達的意見與梅利(Ian Murray)的近作The Puritan Hope互相比較,集中討論兩者神學方面的分歧。基里亞沒有理會這些評論,只說: 「分別其實是微不足道。」很不幸,我們總以錯誤的眼光去批評別人。

對以色列的共識
如此,我們可以証明三種主要福音派觀點之間其實有一些共識。因此,現在豈不應撇除否定以色列是神計劃裏的恒久角色的謬誤?

同樣地,那些猜測預言有否應驗的人,再不應貶低猶太人的地位,僅看他們為神亙古時計上的時針。其實,將眾人只看為救贖歷史的進展和方向指標是莫大錯誤。我們應藉著舊約以色列眾先知書和新約聖經中的應許,激勵自己往普天下去傳福音。這些應許和預言並非拼圖遊戲的圖片,設計來讓神學生消磨時間的。它們也不是為了塑造某些基督教運動。我們的任務不是使預言實現,而是遵照基督的使命,在這個充滿需要的世界作祂的見證。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根據以賽亞書五十四2的講道充份說明了預言的正確功用。簡單來說,他教導我們要期望大事發生,並且嘗試作成大事。

在北愛爾蘭的一個宣教會議完結後,我們其中一位同工在教堂前的台階上停下回答詢問。有人提出了一套對預言的解釋,問他是否相信。那位同工既不想捲入爭執,又不想開罪那人,於是以所羅門的智慧回答說:「聖經怎樣教導,我就怎樣相信。」當然,關於前、後和無千禧年的討論並無不可,但猶太人福音工作卻不應因著任何一種千禧年見解而受到壓制。聖經教導我們向猶太人見証彌賽亞已是無庸置疑。讓我們不單相信,更把這個信念付諸行動。

  • 以色列福音差會沒有規定差會同工必須對預言持某一個觀點。我們的基本條文要求所有宣教士和其他同工持定「改革宗信條」(Reformed Confessions)的共識。關乎末世論的事情,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我們的觀點,同時也尊重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同工。

本文刊於第6期通訊